“白浪茫茫与海连，平沙浩浩四无边。暮去朝来淘不住，遂令东海变桑田。”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浪淘沙》诗，生动地描绘了大浪淘沙、沧桑变化的地理景观。地处东海之滨、长江之尾的上海，在历史上早就见惯了沧海桑田之变。1843年开埠以来，在西方文明冲击和近代城市建设的双重推动下，上海由传统江南水乡转变为现代国际都市，中心区的大小河浜水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许多河道因“填浜筑路”而在地图上消逝，可以看作另一种形式上的沧桑之变，泥城浜的变迁就是一例。
上海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块英文石碑，上面书有“THE-BATTLE-OF MUDDY-FLAT-1854”字样，记录的是发生在上海的一场战斗——泥城之战。这里的泥城，指的就是泥城浜，乃是在上海的外国殖民者利用自然河道开掘的一条人工河浜。1853年，上海军情紧张，外国租界当局为在西境加强防御，从周泾向北直到苏州河新开挖了一条河流，并沿河修筑长堤。这条新的河道位于租界边界，外国人称之为“护界河”，后来人们却常称它为“泥城浜”。之后，随着外国租界不断扩张，泥城浜原有的价值不复存在，工部局决定“填浜筑路”，并于1915年完成。这条路从爱多亚路至北京路，宽24.4米，定名为西藏路，也就是今天的西藏中路。
1854年的泥城之战，时间很短，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；规模不大，却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。1894年即泥城之战40周年之际，上海租界当局还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。1904年4月4日，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《北华捷报》仍然津津乐道于这场50年前的“值得纪念的战斗”。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云，走近当年那场特殊的战斗吧。
一
泥城之战发生在1854年4月4日的上海，带有很大的偶然性，同时又带有很大的必然性，其中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背景。
1843年上海开埠，1845年英国人就根据《上海土地章程》索取到了第一块土地。这块土地，英文称谓是“Settlement”，当时仍是由中国政府管辖的外国人居留地，与后来外国殖民者直接统治的租界有着本质区别。清政府的本意，是企图画地为牢，把外国人限制在居留地内，中外“彼此相安”。贪婪的殖民者当然不满足于此，英国以及后来的法国、美国纷纷租地，并不断扩大居留地面积。1848年，英租界西界已经扩展到周泾浜（今西藏中路），北界由李家场推进到苏州河，面积扩大到2800多亩。同一年，美国人向上海道台吴健彰提出将虹口划为美国租界，得到吴的口头承诺。1849年，法国人迫使上海道台麟桂屈服，同意开辟法租界并签订协议，地址在上海县城北门外，面积980多亩。这样，上海开埠短短数年间，在上海县城的北边就出现了英、法、美三国租界，其中英租界和法租界以洋泾浜为界，东临黄浦江；英租界和美租界夹持吴淞江（苏州河）。三国租界地势开阔，连为一气，内扼上海县城咽喉，外沟通大洋水道，致使上海的江海通津均被占据。
殖民者欲壑难填，他们总是在伺机扩张侵略权益。1844年在上海的外国侨民仅有几十人，1846年时也不过120人，但居住在租界内的殖民者已经在积极酝酿着行使管理权了。1846年12月，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，称为“道路码头公会”，负责道路、码头建设事宜，同时授权该公会对租地的外国人按土地面积征收捐税。这个小小的道路码头公会，被看作是后来租界工部局的原型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一时期的道路码头公会还属于自助性质，并不享有行政权，更没有自治自理租界的特权，租界内中国人的征税权、管理权以及对租界一些外国事务的审核权，仍然掌握在中国政府手里。
1853年至1854年间，中国南方包括上海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，给外国殖民者创造了扩大侵略利益的良机。
清末时期的上海
1851年1月，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。1853年3月，太平军势如破竹，攻入南京，定为太平天国首都，并乘胜分兵东进。距离南京不远的上海，已经嗅到了战争的气息。惊慌失措的清政府先后向上海各领事发出求援照会，要求各国派军舰去南京攻打太平军，上海道台吴健彰也请求各国用武力保护上海县城。一开始英、美、法等国虽然密切关注战争和事态的发展，但并没有表态支持清政府，而是采取了袖手旁观、伺机而动的“中立政策”，并组建了殖民武装上海义勇队（后来改称上海万国商团）。1853年9月，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。小刀会起义军占据上海，与清政府对抗，引起了西方殖民者的惶恐不安。他们既害怕失去上海，又不肯轻易帮助清政府镇压起义军，而是采取了趁火打劫、浑水摸鱼之策，假“中立”之名，行侵略之实，并企图乘机争夺上海海关权。
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后第二天，位于租界内外滩的上海海关被捣毁，租界当局当天便派兵窃据了海关。接着，英、美领事分别发布公告，宣布自9月9日起实行“领事代征制”，声称在中国政府无力收税的情况下，由领事代原海关向英、美商人征税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乘人之危，变相劫夺了中国的海关主权。由于列强各怀鬼胎，导致利益冲突、意见不一，所谓的“领事代征制”只得不了了之。然而，当亟需大量税款以镇压起义军的清政府想要恢复上海海关时，却遭到英、美、法等国的百般阻挠。清政府不敢与列强翻脸，又一直想利用外国人帮助镇压小刀会起义，只得忍气吞声，虚与周旋。
硝烟战火下的上海，关系微妙的清政府与列强，却因为一场“泥城之战”，最终走到了一起。
二
1854年泥城浜一带，形势十分复杂。1853年，外国人在泥城浜以东开辟了新的公园和跑马厅（即第二跑马厅），成为英美侨民休闲的所在。这时泥城浜以西还不是租界，只有几处村落和开阔的野地，因此攻打小刀会起义军的清军“北营”就设在浜西沿浜一带，从对着跑马厅起，自北向南设置了三座营盘，并配有其他军事设施。双方隔浜相望，距离既近，又有桥相连，接触较多，便常有冲突和争端发生。这些冲突和争端，成为一场更大的军事冲突的导火索。
1854年4月3日这一天，清军又与外国人发生了一系列的磨擦。根据英国领事照会以及其他有关记载，英国商人包门看见四五个清兵偷拿了建筑房屋的木料，于是拔出手枪射击，打伤了其中两人；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骑马出游路过此地，突然遭到几名清兵袭击，吓得掉转马头，匆匆逃走；英国侨民利夫从学校出来，走到住所不远处时忽然有四五个清军士兵向他开枪射击。英国倍利洋行的商人史密斯偕女友在跑马厅散步，遭到一群清兵围攻，史密斯与清兵格斗保护其女友逃脱，自己身受重伤，被美国人魏德卯救出。恰在这时，英美陆战队数百人赶到，在一个坟场地（今宁波路、六合路口）与清军发生交火。清军被赶回营房，英美军队放火烧了观音堂卡房，并向清军营盘打了4炮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眼见事态扩大，清朝地方政府力图妥协以平息事端。4月3日当天晚上，上海道台吴健彰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送去一封公函，承认清军“行为失检”，并承诺“严惩滋事之军旅”。但外国人不肯错失良机，同一天晚上阿礼国约法国驻上海领事爱棠商谈，讨论策划第二天的军事行动。4月4日，阿礼国与其他各国领事及海军司令举行联席会议，提出清军必须“将接近跑马厅的军营一律撤除”，法国和美国代表也认为“要保障外侨的安全就必须实现这一要求”，因为他们“不愿意再让这些讨厌的邻居驻在租界门口了”。计议已定，阿礼国在会后向清朝驻军统帅、署理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发出最后通牒：要求清军必须从跑马厅附近“各个据点向东南方向撤退二三华里，并且在今天下午三点以前，若不开始拆除帐篷，搬移武器和行李的话，则我方将于今天下午四时将他们从军营驱逐出去，将军营毁坏”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阿礼国急于动武，匆忙之间只写了一份便函而没有使用照会，还把要求清军撤退的“西南方向”写成了“东南方向”，这意味着清军不是远离租界，而是开往租界之内。接着，阿礼国送去了正式照会，更正了要求清军撤退的方向问题，却又把动武的最后时限从“今天下午”写成了“明日下午”。这一莫名其妙的通牒，让吉尔杭阿也感到“无所适从”。
这一天下午3时30分，吉尔杭阿送来了一份答复，承认清军应对4月3日的事件承担责任，恳求英方“万勿轻率动武，将官兵驱出军营”。吴健彰也表示，要前往租界与外国人面谈。但是，这显然不能使外国人满意，因此阿礼国拒不接见清方人员，而是按照自己的计划，下令向清军发起进攻。
外国侵略军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。早在下午2时30分左右，英、美两国军队就按预定计划在租界集合完毕，整装待发。英国方面，有从军舰“恩康脱”号、“希腊人”号登陆的士兵约200名，以及上海义勇队中的英国侨民约50人；美国方面，有从军舰“卜利茅资”号登陆的士兵75人，上海义勇队中的美国侨民25人，以及商船水手约30人。这支约380人的队伍耀武扬威，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，分头向清军大营发起了攻击。美国人由跑马厅向南，从正面进攻清军；英国人则向西迂回，从侧面攻击清军。4时整，美军率先向清军营盘开炮轰击，英国人随之发炮。清朝地方官员在奏折中这样描绘：“登时枪炮齐施，其炮弹中又有小炮，打入营中，始行炸裂，声势甚猛。”英国人在上海的报纸则这样渲染：“射击十分准确，收效很大。”
苏州河上的难民船
正当清军还击、双方相持之时，上海县城里的小刀会起义军按照事先的约定从西门杀出，清军被迫分兵迎战起义军。英、美军队趁着东北风起，施放火器、抛掷火罐，清军营帐瞬时被点燃，烈焰飞腾。清军阵脚大乱，加上逆风射击、烟雾迷眼，于作战十分不利，于是纷纷逃出大营。迎击小刀会起义军的清军见营中火起，急忙回救，眼见大营陷入火海，也随之四散溃逃。就这样，在英、美军队轰击半个小时之后，清军开始溃退了。英、美军乘势追击，清军迅速向苏州河方向退去。
在这一天的早上，英国的军舰“恩康脱”号就奉命监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清军兵船，并向它们猛烈发炮轰击，以阻止这些船只援助陆上清军，只有两艘兵船摆脱监视，开往苏州河上游。清军从大营溃退后，这两艘兵船曾向外国军队开炮射击。苏州河方面的清军也集结队伍准备反击，但被外国侵略军猛烈的炮火所阻，被迫退回。英、美军队在炮火的掩护下顺利返回租界，许多水兵还带回了“一串串铜钱和别的战利品”。
第二天早上，英、美军队又一次登陆，动手拆毁了清军营地上的炮台。此时，清军已经无心也无力再来争夺他们的营盘了。
三
泥城之战的主要进程，历时不到两个小时。在兵力上，清军占了绝对优势（当时在上海的清军总兵力约9000人），获胜的却是只有区区数百杂牌军的外国侵略者。是役，清军伤亡三四十人，被烧死10余人，跑马厅附近三座营盘全部被毁；英、美军死4人，伤13人。溃败的清军在上海城郊“到处滋事，法华、北新泾一带大遭掳掠”，此外逃往苏州等地的2800多名溃兵也“沿途抢掠奸淫”，一星期后才被重新招集回上海。清军的腐朽程度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殖民者为他们的胜利欢欣鼓舞，认为“他们为了保持租界的安全而采取了迅速和坚决的措施”，并呼吁本国政府“为租界的永久安全而订出更进一步的办法”。6月16日，英国外交部的公文宣称，女王陛下的政府“完全赞助阿礼国先生的行动，他们认为他在异乎寻常的困难情况之下，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判断”，其外相克拉兰敦在书函中也“表示赞成上海英国当局的行动”，并对阿礼国等人大加赞扬。这不折不扣地反映出了侵略者的口径与嘴脸，也预示着列强将在上海采取更加强硬的扩大侵略政策。
经此一战，清政府与列强在上海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，对列强的态度更加软化，并以出卖大量主权为代价换取了与侵略军联手镇压小刀会的默契。外国侵略者第一次用武力实现了对租界的保护，并乘机扩大侵略权益，攫取了上海的海关主权，修订了《上海土地章程》，成立了统治三国租界的市政机关“工部局”（后来法国另成立“公董局”）。从此，英租界、法租界、美租界与以上海县城为中心的“华界”各自为政，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城市格局。在租界内，外国人开工厂、设银行、建教堂、办学校、出报刊，看戏、交游、赛马、赌博……宛如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。这里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、立法权、司法权，巡捕、监狱、法庭一应俱全，虽是中国的土地，却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，成为典型的“国中之国”。
最后附带说一下关于“泥城之战”得名的一个故事。据梅朋、傅立德的《上海法租界史》记载，战斗中一名外国水手在护界河边滑了一跤，踩了一脚污泥，他把沾满泥巴的脚拔出来时说：“这一战很可以称作‘泥脚之战’（The-Battle-of-Muddy-Foot）。”可是由于印刷上的错误（一说是排字员无法理解而擅自改动），“Foot”被排成了“Flat”。“泥地之战”、“泥城之战”之名从此流传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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